1929年五月中旬，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的战争一结束，就虎视眈眈地盯着赣南地区的红军。
彼时，闽西军阀陈国辉主力，正在广东参加粤桂战争，在闽西党组织的配合下，我红四军二次入闽，大部队驻扎在闽西龙岩。
写信人邓子恢，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。这是一封亲笔信，信中写道：“不出半月，将有一名产妇前往红军医院分娩，事关重大，只许成功，不许有任何差错。”
接到信的江医生心里一震，知道能让邓子恢写亲笔信关心，这位产妇的身份一定非同小可。
忽然，他想起毛委员的夫人贺子珍快要坐月子，心里才确定下来，看来，这位产妇是贺子珍。
三天后，由江医生亲手接生，一名健康的女婴呱呱坠地。这是和贺子珍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的第一个女儿，给她取名毛金花。
可是，当婴儿诞生下来，粉嫩的小脸蛋贴着自己的时候，女性所独有的母性光辉就出现在贺子珍身上。
孩子生下来后，贺子珍几乎时时刻刻守护着她。她想知道自己能否把孩子留在身边，但这是不现实的。所有在红军里诞生的孩子，部队一开拔，就要送回老家或交给当地乡亲。
临送走前，贺子珍把孩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。她和都相信，等到和平的那一天，就会把孩子接回来。
与贺子珍在1928年确立关系，直到1938年，以贺子珍前往苏联学习、治病而名存实亡。
这段时间，正是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。可以说和贺子珍的婚姻，是一段同甘苦、共患难的红色婚姻。
但由于条件艰苦，六个孩子中，三个孩子交给父老乡亲代为抚养，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，最后贺子珍晚年，只剩下李敏陪在她身边。
这三个被送走的孩子中，至今只有长女毛金花找到下落。可惜层层阻隔，毛金花终究未能见父母一面。
1929年，贺子珍在红军医院第一次分娩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女娃毛金花。
当时恰好红军二打龙岩，得胜归来，喜不自胜。他去硝烟弥漫的战场散步，恰好有一位指战员从地上拾起一捧被战火烧焦的泥土，两枚子弹壳恰在其中。
回来看到刚出生的女儿，便给孩子取名毛金花，没过几天，又写一首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，足见对女儿的疼爱。
因为战争环境，孩子随身抚养不方便，所有红军中诞生的孩子，都要送走，便委托邓子恢寻找可以代为养育的人家。
几经考量，邓子恢找到一个补鞋老匠翁清河。他是当地龙岩人，媳妇林大姑也刚生孩子，把毛金花抱给他们，对外就说生了双胞胎，不会引人怀疑。
翁清河听到邓子恢的来意后，惊恐地说：“人家毛委员是大人物，我就是个小脚趾，怎么敢养他的孩子呀？”
因为过几天大军就要开拔，他们来去匆忙，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，只拿了20块银元，交给大嫂。
当时，贺子珍还怀着希望，以为日后还能和孩子相见。殊不知，翁清河是个贪生怕死的人物，这一送走，注定了毛金花坎坷的人生。
红军走后，翁清河终日惴惴不安，经常做噩梦。而这一切的根源，就是这个女婴。他担心蒋介石把红军打败以后，自己收养的这个女婴就是祸害。
和林大姑商量了，便趁孩子熟睡之时，把孩子弃在南门一家卖粮油的店铺门口。对外只称，孩子早夭。
可是，店里进进出出那么些人，从始至终没一个人来领的。有人给他出主意，商会隔壁一家风情店，有个叫翁姑的女人，卖身不够糊口，正带着11岁的儿子沿街要饭。不如给她点钱，把孩子送给她。
翁姑无暇顾及，只想着尽快把孩子卖出去。就这样，不满一岁的毛金花又辗转到卖油条的张先志家里。
张先志是士兵，经过龙岩县卸甲经商，开了家早餐铺，专卖油条，又在龙岩当地找了老婆“六姑”，因多年无所出，便买来毛金花做养女。
谁知毛金花五岁那年，随着六姑去世，张先志的生意也失去“内助”，早起和面热油等杂活落在一个人头上，便无暇顾及毛金花。五岁的毛金花常常蓬头垢面地独自一人在大街边玩耍。
当初介绍买来毛金花的人是张先志学徒傅森盛的母亲，毛金花被买到张家主要还是傅森盛晃着摇椅照顾大的。
这个人在后来认领毛金花中是重要的证人。现在，傅森盛的母亲看到张家的状况，又来说项。
在她的游说下，再次成为累赘的毛金花被卖到开煤窑的邱应松家里。妻子邱兰仔一见到毛金花虎头虎脑，十分可爱，就收为养女，取名邱月花，对外称是自己的亲生骨肉。
毛金花后来回忆说：“我五岁多，与人争吵时，别人骂我是‘填头肉’（龙岩地方话，非亲生之意），才懂得我是抱来的。这时，我已经转了四家了。”
毛金花虽然幼年漂泊，日子很艰辛，但她遗传了父母的高智商基因，长大后读书办事，能力很强，9岁就念完初中。但因为家里没钱，不得不辍学回家。
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之时，毛金花已经长成20岁的窈窕淑女了。
1958年，她加入中国共青团，后又当选为县人大代表。和亲生父母的分别并没有影响她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追求。
其实，毛金花作为的长女，她的下落始终牵动着和贺子珍的心。寄养之后，不只一次托人来问询这个小女儿的下落。贺子珍更是坚信，女儿还在人世。
1932年，红军再度攻占龙岩时，曾托人询问翁清河孩子的下落。翁清河却一口咬定，孩子四个月时得病死了。还说就葬在北门后面，不信可以挖来看看。
邓子恢知道翁清河如此回答，但他始终半信半疑，对毛金花这件事始终怀有内疚之情。
1963年，年过半百的邓子恢委托龙岩专员吴潮芳，打探长女的下落。恰在此时，毛金花也获知自己确非亲生。
当时，龙岩县执行中央的忆苦思甜教育，开展新旧社会对比。毛金花动员她的舅母郑秋地把自己当年迫于生活，把女儿丢在街头的事实讲出来。
舅母郑秋地通过忆苦思甜的教育，提高了思想觉悟。她不仅讲述自己失去女儿的痛苦，还无意中告诉毛金花她的真实身世：“听说是红军生的，抱养来的。”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毛金花这才知道从小对自己身世的疑问竟然是真的。那么自己的父母是谁呢？他们是红军，是否健在呢？
在信中，她写道：“我是一个失去父母三十余年的人。养母迷信，只说我是破年破月破日生的，给我瞒下岁数。”
她还写道：“我养母回忆，当年邱应松把我领进家门时，说我是老红军生的。因蒋介石来犯，大军开拔，不得已送给翁清河抚养。翁清河害怕，辗转多人，最后送给邱应松。”
当他拿着毛金花的照片反复看，看到毛金花那饱满的额头和酷似母亲的外形，吴潮芳更加坚信，毛金花或许就是自己要找的人。
1964年1月17日，魏金水开展毛金花、翁清河、邱兰仔和毛金花舅母的座谈会。座谈会上，翁清河承认毛金花的身世，但第二天忽然又改口。
翁清河第一天说杨月花就是和贺子珍的女儿，第二天忽然改口，孩子交给自己后的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，因患病不治身亡。
而他的说法又和妻子林大姑、儿子翁树木相左。林大姑否认孩子死去，直言自己和翁清河害怕遭报复，就把孩子送给隔壁翁姑，至于后来又交给谁手，就不归他们事儿了。
他的儿子翁树木在公社上班，知道组织调查“养女”一事后，给组织写信，说自己的父亲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收养的养女，当时家里穷，他怕蒋介石报复，便把女婴转交给别人抚养。
还提到，自己父亲之所以证词反复无常，是因为父亲害怕“变天”，如果蒋介石，自己会被清算。也怕政府“要人”，就干脆说孩子死了。
关于孩子是死是活，邱家的说法和翁清河也不一致。邱兰仔承认孩子是邱应松抱来的，吃孩子舅母郑秋地的奶长大。
关键人物翁清河的证词反复无常，又和邱家的说法对不上，所以当长女的线索落到毛金花身上的时候，由于证据不足，被搁置下来。
但其实，在后来其中一位参与调查的成员陈殿南在1996年的披露中可以发现，当年的调查突然被搁置，其实另有隐情。
当年，在场的许多人已经确定毛金花就是他们要找的人。但就在真相即将水落石出之时，忽然接到上级指示：停止调查，严防消息扩散。
为了保护毛金花，众人将此时搁置起来。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况，可以预想到有人从中作梗。
1971年，罗万昌回到龙岩老家。他也自然听到关于毛金花的谣传，便写信给贺敏学。贺敏学也很关心自己外甥女的下落，他委托罗万昌和另一位老革命张华南联手调查。
两个月后，经过资料分析和暗中走访，找到当年一边当学徒，一边照顾毛金花的傅森盛，傅森盛已经八十多岁了，回忆起照顾毛金花的情形，还历历在目。
经过二人走访调查，线索终于串联起来，最终确定下来，毛金花就是失散多年的长女！
贺敏学高兴地带着资料飞到北京，把资料给和周恩来看。看过后，也很欣慰，他当即表示，要用飞机把女儿接过来见一面。
直到1973年8月，毛泽覃和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看望贺敏学，贺敏学便把长女找到一事告诉她，委托她去龙岩走一趟，亲自核实此事。他还谈到，贺子珍回忆婴儿有两块胎记：左脚腋有个较大的黑痣，右腿膝盖有两个小黑痣。
周剑霞来到龙岩后，到毛金花家做客。看到毛金花的长相，心里有几分肯定。但怎么确认毛金花身上的痣呢？
她假装有跳蚤，一边飞快挽起裤脚，一边高喊着“有跳蚤”。毛金花也不自觉地跟着她挽起裤脚。周剑霞便赫然见到那两处胎记。
1973年8月，工作中的毛金花忽然接到消息，要带她去上海检查身体，治疗疾病。原来，这是贺敏学组织的母女见面。
可是到了上海，却没有遇见周剑霞，自然也就见不了贺子珍。罗万昌的女儿赶来，告诉她：“在上海找不到妈妈，就回福州找舅舅。”
在福州，贺敏学一见到毛金花，激动得老泪纵横：“金花呦，找你找得好辛苦。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”
老人家又说：“你妈妈身体不好，中央怕她受刺激，才没有让你们相见。你放心吧，总有见到的那一天。”
当时，贺子珍为了寻找革命时期失散的孩子，费了很大心力。她收到龙岩的信后，情绪波动极大，服用安眠药也无法入睡。
1、中国知网；和贺子珍失去的五个子女；李文章；兰台内外；2008年02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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